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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父母都關心子女教育，即使沒有百分之百的“望子成龍”，也想兒女去盡可能好的學校，將來有一份好的職業(yè)與收入，能夠一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。但從名校畢業(yè)后的中國留學生在職場上的表現(xiàn)卻不如印度學生。而因為他們畢業(yè)后找工作表現(xiàn)不太好，美國大學教授都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(yǎng)中國學生了。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對這種現(xiàn)象進行了分析。

最近，兩件事再次引發(fā)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。一是，前不久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，他說他們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。

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，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，開始學習成績都好，后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，但還可以，可是等到畢業(yè)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，都表現(xiàn)不好，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。所以，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(yǎng)中國學生了。

實際上，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，即使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，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，但從那以后，就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。

以2015年為例，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(yè)的博士中，來自中國的不少，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，那個大學當然不錯，可是，這么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。

由于這些博士都畢業(yè)于頂尖金融院系，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，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，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。

在美國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業(yè)中，印度裔高管也遠超華裔。大家熟悉的谷歌、微軟、Adobe、軟銀、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，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。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。

而且，不只是美國企業(yè)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么大，在大學里也如此。比如，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，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，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，沒有一個給中國裔。盡管后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，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、文化上的差距。

中國人天賦好，又聰明勤奮，但為什么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，跟美國、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么大呢？答案主要在兩方面，一是教育理念、教育方法，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(yǎng)育方式；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，尤其是壞在我們推崇的『順從聽話』和孝道文化上，這些文化烙印實際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，走到哪里都無法丟掉，到哪里都吃虧。

這么多年教過的中國學生中，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、金融學的是極少數(shù)，絕大多數(shù)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。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，出現(xiàn)上面我們談到的，那么多讀金融博士、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后在職場上表現(xiàn)一般甚至更差，就不足為奇。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，但上不了高架的。

中國父母都關心子女教育，即使沒有百分之百的“望子成龍”，也想兒女去盡可能好的學校，將來有一份好的職業(yè)與收入，能夠一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。所以，就有了眾多中國父母起早摸黑，不分周中周末，一年到頭為了子女上學的事情奔波，甚至常年離開丈夫、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國外陪子女上學。

也為了讓子女上“最好”的學校，經常想盡辦法找關系、開后門，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，就是為了子女能得到“最好的教育”，為了不讓子女“輸在起跑線上”。在專業(yè)方面，都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學金融這樣光鮮的專業(yè)，或者學會計這樣容易找工作的實用專業(yè)。

可是，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，更沒有想過『什么是最好的學校』『什么是最好的教育』。學過優(yōu)化理論的人都知道，“好”“不好”“較好”“最好”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，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“相對于誰”“相對于什么”，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、沒有參照系的“好”和“最好”。

于是，在不問不想的情況下，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為“好”的標準去選擇“最好”的學校和專業(yè)，等于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(yè)和生活。有時候，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(xiàn)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(xiàn)的專業(yè)夢。

或者，就是一窩蜂隨大流，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、耶魯或者北大、清華。如果你問他們『為什么哈佛耶魯好、北大清華好』時，他們也說不上來。

好與不好，只有基于子女的個人興趣、偏好、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。否則，不僅沒有意義，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，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、工作沒有熱情，無精打采，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，而且會時常抱怨，對生活、工作失去興趣。

在任何社會中，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。因此，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(yè)盡量配置得一致，是整個經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，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。
經常有朋友咨詢子女教育的事情，一個普遍的說法是：“我就想女兒讀完大學，立即讀研究生，拿到碩士博士學位、完成學習任務后，再去工作、結婚成家?！?/p>

我就問：『為什么非要有讀碩士、博士的任務呢？為什么不能大學畢業(yè)后先工作幾年，讓他比較一下工作和讀書的差別，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歡工作還是學習，喜歡什么專業(yè)、什么工作呢？』

他們當然沒有想過『為什么要讀碩士博士』的問題，因為他們覺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讀研究生，所以理所當然自己的孩子也要讀。他們沒想到也許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適合讀研究生，也可能對學術和讀書沒任何興趣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還要他們去讀書，對子女是勞命，對父母是傷財，對社會是浪費資源。

這些朋友就說：『萬一他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學校讀書了，那不就不好了嗎？』我說：『如果是那樣，那就更說明大學畢業(yè)后先工作是對的！否則，他們會浪費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！』

在物質產能過剩、物質這么豐富的今天，溫飽不再是個問題。父母可以給子女最重要的禮物是給他們提供經濟條件，讓他們追求自己的興趣、選自己有激情的事業(yè)。把自己的喜好強加給子女的父母顯得太自私、太不尊重子女，這包括學校、專業(yè)、工作和婚姻戀愛。

下面這個故事很流行：一家硅谷公司招來三個實習生，分別是中國人、印度人和美國人。美國實習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，一到下班立馬走人。他對一些問題盡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談，一分鐘可以講完的問題，能講五分鐘。中國實習生很努力，活干得最多最好，但不愛多說話。

印度實習生工作做得沒有中國實習生精細，但也不差。雖然講話帶有口音，但最愛發(fā)問，擅長表達自己。在實習期間，學到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實習生，但是，最后人們最能記住的是那位印度學生。

這個故事當然是中國人喜歡講的，因為中國人看重『硬本事』、看輕『軟本事』。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，因為我們這種看重『硬本事』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國人只能干苦力活、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硅谷和美國大學等領域成為領袖人物；也正因為美國和印度社會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軟本事，所以，反饋到文化和教育領域，就變成了不只是要強調數(shù)理化，也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，在判斷人才時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，也看他的表達能力、溝通能力，看他是否是一個風趣的人。

實際上，這里關鍵還是在于對“教育”的理解和認識問題。教育有兩項主要功能：一是為了職業(yè)，一是為了做人，尤其是為了做一個有意思、有趣味、有意義的人。職業(yè)培養(yǎng)是為了飯碗，而『做人』的教育是為了讓人不只是職業(yè)工具，而更重要的是做人。

許多朋友一聽到自己子女想學歷史、文學、藝術，或者心理學、政治學、社會學，就很生氣，認為這些『軟本事』沒任何用，不便于找工作，等等。但是，他們不知道，這些『軟本事』恰恰是使一個人更加有意思、有趣味的基礎。

世界需要『硬本事』的人，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說會道、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。即使我們走出企業(yè)領導、政府領導階層，在社會生活中，那些除了職業(yè)以外還了解我們歷史、社會、政治和經濟是怎么來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，同時更可能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。

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、印度人的差別這么大，也當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緊密相關。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，父母等周邊的人都教你『乖乖聽話』、聽長輩的話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，都要小聲講話，要順從聽話，不能挑戰(zhàn)長者和權威的言論。

由于三綱五常，長輩、年齡是中國社會名分等級秩序的最重要組織維度，這種等級秩序壓制個性的表達，使我們長大后本能地安靜、講話謹慎又謹慎。美國社會是另一極端，沒有鮮明的基于年齡、長幼的等級秩序，大家以理服人，而非以年齡大小壓人，所以，就更加促長美國人辯論能力、表達能力的發(fā)展。

印度則是介于中國和美國之間，他們對長輩也會敬重，但不像中國社會那么絕對，再加上印度被英國殖民統(tǒng)治100多年，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對長者的順從程度，不再像原來那么論年齡，而是更加講理，以理服人。這些文化特點是上面三個硅谷實習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。

中庸邏輯要求你不能聲張，不能過多表達自己，什么都要適度。即使是講道理、辯論，也不要那么認真，那么『打破沙鍋問到底』，什么事情『差不多』就行了。這種文化熏陶出來的人，當然傾向于不會表達，即使表達或者爭辯，也不會太認真，否則，內心會感到不自在，會內疚。

我這些年經常在中國生活，發(fā)現(xiàn)許多做母親的不知道溺愛會害了孩子，讓自己孩子永遠長不大。比如，在我原來任教的一個大學里，一位中國教授已經30歲出頭，沒有結婚成家。盡管他已經拿到終身教授職位，但還是不成熟，因為他母親還是每天跟著他、盯著管著他的一舉一動，結果她兒子就沒機會長大成人。

根據六年前我女兒用的一本美國中學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，中國大學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國同齡人要低3.5年左右，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國父母育子方式，在該放手的時候不能放手讓孩子獨立。

而成熟度跟領導力又高度關聯(lián)，沒有成熟就無法有領導力，就難以競爭谷歌、微軟、花旗等公司的CEO崗位。

許多人在解釋為什么中國學生在美國不能更成功、中國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時候，都喜歡以中國人英語差、印度人英語好作為主要理由。

語言當然是中國人的弱項，但實際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語言，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級秩序，這個秩序使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被持續(xù)不斷地壓抑，任何有個性的表達和質疑都會招致重罰，以至于等我們長大成型時，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只會做事、不會作聲的人，只有干苦力的『硬本事』，沒有『軟本事』。

今天的世界已經高度一體化了，為了讓我們的后代有機會在國際競爭中更能勝出，一方面必須改變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，把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重點放在『做人』的通識與思辨訓練上；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級秩序的文化制約，不能再把『順從聽話』機器人作為我們的楷模。

文章來源：新華網，作者：陳志武，耶魯大學教授、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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